近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中国富人的安定剂》的报道。该文援引胡润百富在《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中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拥有6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个人资产的富人中，有30％信仰佛教，7％信仰基督教，3％信仰伊斯兰教。结合《金融时报》报道者在中国的观察，该文得出了“中国出现宗教复兴的主要因素，是富人信教求心安，而非底层民众寻求麻醉剂以缓解贫穷带来的痛苦”的主要结论。《金融时报》能够关注到中国宗教信仰的深层现象，说明其确实有独到的眼光和洞见，但就中国宗教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总体态势来看，该报道也有许多“不见”和偏见。

　　虽然外界对于中国宗教信众的数据统计一直存有异议，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复兴的这一事实却很少有反对意见。然而，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原因和后果却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人在思考究竟是贫穷苦难催生了中国人的信仰需要，还是经济增长助长了宗教复兴；有的人在质疑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真实性，认为很多宗教繁荣只不过是为了发展旅游业的敛财之举；还有人对“异军突起”的宗教感到惊讶、困惑和惧怕，担心长此以往会发展成为“洪水猛兽”。这些疑问和看法都是源于观察者对中国宗教信仰特征缺乏深刻把握，对中国宗教政策制度缺乏系统了解，对中国信教群众信仰表达方式缺乏全面认识。

　　首先，中国人的信仰需求和宗教生活是长期稳定存在的。从信仰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只不过，中国人的信仰表达方式有其独特性。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在文化传统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属于少数上层文化人的“大传统”和一个产生于日常生活属于非文人的“小传统”。古代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与上层的信仰世界不同，民众信仰既由耳濡目染、生活经验自然传播所获得，其实践方式也必然融入生产、生活方式，渗透在生老病死、起居婚丧的各个环节。其特点包括儒、道、佛混融信仰，个人的幸福、家人的健康和子孙的延续是信仰所祈求的主要目的等。这种小传统的信仰一直在中国社会绵延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宗教复兴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文化“小传统”逐步向“大传统”扩展联结的结果，并非无中生有的“天外来物”。

　　其次，近30年来的宗教制度、政策持续革新为各类宗教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个社会中的信仰需求能否展现为繁荣的宗教活动，还要取决于宗教资源的供给水平。从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历史性文件印发后，“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宗教活动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了对教产的保护、对宗教界人士权利的维护以及对开展宗教活动的保护。这些制度变革为当前的宗教复兴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有助于宗教资源供给的增加。

　　再次，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在信仰需求上和信仰表达上各具特色。在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有效保护、宗教活动广泛开展的今天，具有不同信仰需求的社会群体都能够从中寻找到合适自己的信仰方式。虽然许多富豪的信仰方式由于其频繁的曝光率而容易受到社会关注，但这并不排除在广大农村地区、民工群体中同样有着丰富多彩的信仰表达方式。即使那些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富人群体中，也并不全是为“求心安”，他们委身某种宗教的原因多种多样，信仰带给他们的感受和收益也是复杂深刻的。

　　当然，随着信教群众的增长，其对与宗教活动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多种社会资源进入宗教活动领域，“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成为一些地区的发展模式。这一状况一方面有利于宗教场所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迫切要求进一步推动宗教管理的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使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与社会活动的世俗性能够各行其道，实现和谐并存。